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今年将在云南昆明举办。自签署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以来，我国通过完善政策法规、加强就地和迁地保护、深化国际合作等政策措施，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，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广度、深度和专业度得到显著提升。

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区域的野生大熊猫

部分种群恢复性增长

生物多样性包含生态系统多样性、物种多样性、遗传资源多样性等多个层次。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拥有高等植物种类约3.5万种，占全球高等植物总数的10%，居世界第三位。还是世界上哺乳动物物种资源、鸟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。同时，我国不仅自然生态系统复杂多样，也是作物遗传和林木遗传资源大国。

记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区域采访时曾看到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扭角羚在山上自由漫步，成群的小麂如精灵般在林间穿梭、跳跃。当地巡护员杨贵平还目睹了野生大熊猫集体求偶的一幕。今年春节期间，四川省雅安市多地发现野生大熊猫，它们或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穿行，或过河爬坡。

除了野生动物频繁现身，不少被认为“野外灭绝”的珍稀野生植物也再次被发现。光叶蕨是我国特有的、国家一级保护植物，1963年在四川省天全县二郎山团牛坪首次被发现。在《中国植物红皮书》第一册中，光叶蕨被列为濒临绝灭物种。不少专家曾先后在二郎山地区开展野外搜寻，却未能再次发现光叶蕨的踪影。直到2013年9月，科研人员才在二郎山找到一个残存的种群，只有103个片叶。2020年6月，科研人员又在峨眉后山发现光叶蕨。

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、四川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会长冉江洪说，目前在多种保护措施综合作用下，部分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，生物多样性得到充分体现。

凝聚合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

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，得益于近年来开展就地和迁地保护、实施重大生态工程、完善政策法规等一系列举措。

自然保护地为保护重要生态系统和重点保护物种起到积极作用，迁地保护措施则侧重拯救、繁育等工作。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各类保护地总数达1.18万个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%。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区域负责人谌利民认为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提升了部分重点物种的保护连通性，有利于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。

天保工程、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工程，改善和恢复了重点区域野生动植物生境条件，提升了生态系统质量。长江上游省份四川曾是国家建设重要的木材提供地。“五把斧头砍树，十条胳膊争林”曾造成长江上游生态恶化。天保工程实施以来，2020年底，四川森林覆盖率提升到40.03%。英国《自然·可持续发展》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，2000年至20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，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。

不断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体系提供了必要支持和保障。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体系包括：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，建立“三区三线”管控体系，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，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协同发展模式，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生态补偿机制。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认为，我国从空间管控、保护与利用、保护与补偿等方面强化顶层设计，建立起全方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框架。

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，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《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》，是我国第一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。

光叶蕨的孢子囊群及珠芽

社区共建共管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

提高公众参与的广度、深度与专业度，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久之计。这不仅需要开展自然教育、普及宣传以提高公众参与度，还需要通过探索社区共建共管，吸引当地村民参与保护。

高吉喜表示，我国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、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区在空间上高度重合。应通过生计替代及生态旅游等方式减少对当地资源的依赖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同时增加当地百姓的收入，逐步探索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协同推进模式。

四川省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探索“点上聚居、线上游览、面上保护”的新路径。首先，统筹使用易地扶贫、地灾避险、农村危房改造、产业发展等政策资金，优先推进当地村民搬迁到周边社区集中居住。其次，合理规划建设一批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，支持沿路沿线发展生态旅游等生态友好型产业，完成线的串联。最后，实行大面积保护，从整体空间上实现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全域保护。这有利于化解人与动物争环境、保护与发展争空间的客观冲突。

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。不少天然药用植物资源，因为缺乏保护和过度使用濒临灭绝。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多学科、多领域和产学研多环节，需要组建专业团队，分类开展种质溯源、物种繁衍、高效利用等课题研究。

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环境监测站副总工程师杨晓雪认为，要利用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机遇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，拓宽社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督的渠道，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力量，吸引各方参与保护。

来源：《半月谈内部版》2021年第4期、新华社

记者：张海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