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日前，常州外国语学校发生了一件让人战栗的事件——493名学生因学校附近工地施工引发中毒，出现了甲状腺结节、皮炎、血液指标异常等症状。据央视报道，这家学校附近开挖的地块上曾经是三家化工厂，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有毒物质的扩散。

看起来，似乎是施工让沉睡的“毒地”苏醒了。那么，究竟为什么要对毒地“开挖”呢？

土壤修复：转型的必经之路

工业基础雄厚的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地区，各类高污染企业为地方经济注入了第一桶金。带动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显著的环境问题：污染物进入水体和土壤，变成了严重的毒瘤。

随着城市扩张，原有的污染型企业被迫迁出闹市区，原有的郊区也慢慢被纳入城区，但是这些企业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却可能因此遗留了下来。尤其是各类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物，让土地开发变得极为困难：种树树死，长草草亡。地下设施有被它们污染的危险，地面上的人群同样也可能会遭遇这些地下幽灵——不少有机物都具有挥发性，对周围的居民造成毒害。

然而，伴随着产业转型，这些闲置下来的“毒地”必然不能继续闲置。为了可以让医院、学校、居民区等设施进驻，“土壤修复”这一新兴产业就应运而生。在常州外国语学校附近的这块工地，进行的就是一个土壤修复项目。

客土修复​：我们只不过是污染的搬运工

2011年，常州常隆地块完成拆迁平地，同年，当地环境部门在进行调查后认定：该地块“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”，由此拉开了对此地块进行土壤修复的大幕。2014年3月，当地政府就已开始了一轮修复，但因为刺激性异味太大，被迫暂停。随后修复工作断断续续开展，仍旧不能克服问题，浓烈的异味招致附近学校学生及家长的抗议，而政府与校方对此却始终未能给出妥善解决方案，最终酿就此次事件。

现场的挖掘机和水管。图片来源：新华网江苏

该地块采取的主要修复方案是换土，用行话说就是“客土修复”，先把已经被污染的土壤运走，再到别处找来好土填上。这样的物理过程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很难克服的：一是挖掘的过程中，怎么确保污染物不会外溢；二是运走的这些脏土，如何处理它们？

本次事件需要修复的地块总面积达到了26.2公顷，尽管也有一些措施去遮盖或阻挡异味，并且项目人员还声称是选择了合适的风向施工，但结果显然并不遂人意。常州事件中，污染后的土壤被送往水泥厂作为原料，技术上来讲，这算是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案，但距离完美还差得远。就不说这样烧制的水泥品质指标是否与正常水泥相同，简单想一下，这些污染物会不会被送到大气里了呢？

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，2013年10月，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的《水俣公约》中，就明确将“水泥生产”列在了“汞及其化合物的大气排放点源清单”中，而根据估算[2]，2013年我国水泥行业向大气排放的汞总量在89-144吨之间。即便把污染后的土壤烧成了灰，我们也依然不是污染的终结者，只不过是污染的搬运工。

化学和生物方法？看起来很美

除了“搬运工”修复，还有覆盖式，但仍不完美——也就是直接挖来新土盖在上面，但谁都知道，毒土还在下面，治标不治本。

除了这两种物理手段之外，还有生物和化学手段：

化学修复，就是用一些修复剂去清除原有的污染物，可以在原位进行。在这一次的常州事件中，化学修复也作为了其中一项辅助手段，对于六米下的受污染土壤，项目方通过施加氧化剂，将土壤以及地下水中的有机物彻底氧化。但问题又来了，双氧水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？有机物会不会在双氧水的作用下生成其他有毒害物质？

至于生物手段，目前主要采用的是植物修复与微生物修复，听起来很美，实际却困难重重。这种手段普适性有限，植物生长需要特殊自然条件的支持，而且整个过程缓慢，以年为单位，着实让人头疼。而且，微生物对环境的挑剔程度也不低，虽然生长速度可以实现较快水平，但它们是否会产生新的污染物，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。

看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说：既然土壤修复这么麻烦，那不修，放着不动不就得了？

不好修就别修了？天，你以为你躲得开？

不幸的是，这并不可以，除非有人能拿出连哆啦A梦都拿不出来的“在天上修土地的机器”。

2014年4月17日，国家环保局（后升格为国家环保部）与国土资源部对全国土地状况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调查，终于整理出了一份《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告》。在全国调查的63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，总超标率达到了16.1%，也就是约100万平方公里。这些超标地区分为四个级别，其中重度污染区域已经达到1.1%，也就是大约7万平方公里——相当于台湾岛和海南岛加起来那么大。

从地域上看，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由于工业发达，污染也是首当其冲，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历史原因，也是重污染区域。总的来说，南方的情况更为严重。

毫不意外，除了农业污染以外，主要的污染来源还是那些污染工业的企业，多达36.3%的污染型企业——金属冶炼加工、矿物、皮革、造纸、石油煤炭、化工、医药、电力——周边的土壤污染超标。另外，多达34.9%的工业废弃地周边土壤污染超标。

也许你还会侥幸，毕竟中国幅员辽阔，这点面积不算什么——那么我们就看看身边的例子吧。

北京著名的宋家庄地块，也就是三条地铁线的交界、南城重要的居住核心区、交通枢纽，原来就曾经是北京农药厂所在地。工厂当年生产过程中随意排放的六六六，像是重重戳入首都心脏的一把匕首。据测试，宋家庄地表的六六六浓度与其它异常地区相仿，均在50ng/g上下，但是当挖到地面以下4米之后，其浓度就达到了惊人的16万ng/g[4]，比地表测试结果翻了三千多倍。

北京地区地表六六六浓度分布图。图片来源：中国地质调查局[4]

然而问题还没完——污染种类也是五花八门。日本的“痛痛病”就是因为镉污染导致的。根据上述公告，中国的镉污染面积占调查总面积的7%，也就是44万平方公里，这几乎相当于整个四川省那么大。而其它各种重金属污染中，镍的超标面积为4.8%，汞为1.6%，砷为2.7%……这些数据串联在一起，也就难怪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认为土壤污染问题“不容乐观”了。

所以，还是要修。

一潭死水的土壤修复问题

我国的土壤修复工程从2001年就已展开，客观来说，工程师们一直都很努力，并且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性突破[5,6]——但他们面对的是一只叫做“土地污染”的大怪兽，一只需要各行各业通力合作才能驯服的怪兽——但事实上，国内对土壤修复的研究多数还只是研究而已。因此整体而言，十多年过去了，土壤修复进行得并不顺利。据业内人士估计，全国土壤修复项目是一项超十万亿的市场，几乎可以与高铁相媲美，但除非对地方经济明显有利，否则谁会愿意出资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呢？

土壤修复工地就在学校对面

迄今为止，有关“土壤保护”的立法还未能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通过，如今有不少人都在为此奔走：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来确定污染评估的标准，确定污染责任的归属，确定污染后的处罚与治理。虽说立法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，但连立法都没有，技术手段也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。

除了立法滞后的问题，媒体宣传是否精准？高校教育是否符合实际？专项资金筹措是否到位？这些问题其实都让土壤修复问题成了一潭死水。在这样混乱的环境下，土壤修复工程不但不能解决我们埋下的祸根，反而会引来更多、甚至更严重的灾难。

多年前，当我们向土地上撒下那些污染物时，大概没有想过，这一过程的“增熵”效应会让我们如今束手无策吧。（编辑：不启轩）